揭秘日本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去向神秘

　　精选程度异常严格

　　大约正是从30年代末开始，日本陆军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出于更大规模的情报战的需要，成立了陆军中野学校。

　　1937年底，陆军省决定在兵务局内成立“情报勤务要员培养所创建筹备事务所”，任命秋草俊、福本龟治、岩畔豪雄等三中佐为筹备委员。

　　陆军大臣发布命令：陆军所属各部队、各单位，必须推荐一名或数名最优秀分子参加该所的学员选拔考试。当时“情报”这个词，在日本还没有普及，除了参谋本部的人，许多人讲不清楚情报人员的培养是怎么回事，被推荐的人大部分也不知道情报人员是干什么的。

　　1938年1月，由秋草中佐主持了选拔考试。担任监考委员的，还有福本龟治中佐、岩畔豪雄中佐、小尾陆军大臣副官及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几位大佐、中佐。这近十名主考军官，带着显示威严的肩章与绶带，将考生一个个地叫了进来。没有统一的考题，由委员们从各方面随便地提出问题，但问题显然不是出于漫不经心——

　　“如果说现在你正在乘电梯，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喜欢女人吗？如果需要为你所爱的女人去死，你将怎样做？”

　　“在黑色的纸上写有墨笔字，你用何种办法进行辨认？”

　　“在田野里有人拉了大便，你有什么办法，能辨认出它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你对共产党怎么看？日本与美国有哪些不同？请举出五个例子。对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点也举出五个例子来。”

　　“若有需要，就在这里当场剖腹自杀，你能办得到吗?”……

　　如此等等，可谓上到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下至地理、天文、私生活与判断力，几乎无所不包。每名考生得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接受监考委员们如箭镞一样射来的问题。

　　尽管被选拔者都是由各部队、各单位推荐来的优秀分子，如骑兵学校推荐了五人，其中三人是庆应大学毕业生，另一人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而且，兵务局事前又委托宪兵队对他们的家属关系、思想情况以及性格都进行了彻底调查，先做出了“适”或“不适”的鉴定，才把合适的人集中到东京进行考试，但第一期考生中未被录取的仍近一半，在38人中只录取了20名。

　　由此可见，精选程度异常严格的第一期学员有着怎样过硬的综合素质。这被录取的20名学员，让他们暂时回到原先的部队、单位任少尉军官，同时列入“陆军省兵务局”的编制。当4月列岛的空气里充满了淡淡的幽香，一场樱花的长阵由南而北迤逦而来时，他们再次被召集到东京。

　　培养所里的学习生活

　　培养所的专职教官有三人，其中，秋草俊中佐任所长，福本龟治中佐任干事，伊藤佐又少佐任训导。开学第一天，介绍了教官后，在一楼正厅的教室里，身穿西装的秋草中校站在黑板前，开始了训话：

　　“诸位在这座培养所里受到一年教育以后，大概将被派遣到苏联、中国或英美等世界各国。然后，诸位就要准备把忠骨抛在那里，在那儿永久地扎下根，去搜集武官们所不能搜集到的情报，也就是不穿军装的武官。因此，陆军对你们寄以极大的期望。委托给你们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不是公开的机关，需要你们保密。请诸位从今日起隐姓埋名。诸位虽是陆军省兵务局的陆军少尉，但从今日起都不许穿军装，相互之间也不能以某某少尉称呼；而且，从今日起双亲给你们起的名字也要保留在军中，新名字可与教官商定。你们还要蓄发，穿便服。总之，先要去掉一切军人的风貌，然后开始训练……”

　　从第二天起，学员们使用了二十多年的原名被扔掉了，但每个人的新名字里都有一点过去生活的影子：或是用母亲的姓起名，或是借用亲朋的名字，或在假名字中保留了真名中的一个字。虽然还允许与家里通信，但家里寄来的邮件上必须写有“陆军省兵务局某某收”，再由教官转到本人手中，这样，家属便以为某某是在兵务局内服务。

　　培养所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学员们来前想象的那样紧张、刻板。起床是早晨七点，但在床上多猫一会儿也并不犯大忌。起床后，也不像军队生活那样强制进行体操或长跑，可以直接去地下食堂凭票就餐。早餐后，有些学员在河边和不远处的靖国神社内散步，有的则到附近宪兵队的训练场去练习柔、剑道，直练得满身大汗。十点才开始上课。

　　整个上午的课程，主要是情报、谋略、防谍、历史、时事等，教材中大量使用本国的实例，外国的例子也不少。授课者除秋草中佐、福本龟治中佐、伊藤佐又少佐三位专职教官，还经常聘请参谋本部或陆军省的专家来此讲课。从军外请来的学者，几乎都以历史、时事为主题，并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众多领域。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军官，也常来讲战争论及占领地的行政等。因为出入培养所绝对禁止穿军装，来讲课的人都穿的是西装，学员们也分辨不出谁是军人，谁是学者，只能看做派。军队方面的人来讲课时，给学员们发油印的参考资料，而军外的学者几乎全凭口述，由学员自己作笔记。

　　众多军外的授课者中，有一位给学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人是甲贺流派第十四代忍术名人藤田西湖。

　　在武士道精神中，死，被誉为极其了不起的行为，但在忍者的手段中，死是最卑怯的行为。因为人一死万事皆休，痛苦，烦恼，一切的一切，全化为乌有。哪有比此更安乐的事呢？而忍者之道，则是无论多么艰苦，千难万难也要闯过去，活着返回来。即使被砍断手足、割去舌头、挖去眼睛，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是爬也要从敌阵里爬出来，回来向我方汇报敌情。所以，活，活，活下去，完成任务，乃是忍者之术……

　　藤田西湖总是一边给学员讲述，一边亲自表演如何带着竹管潜入水中藏身，解开捆绑自己手脚的绳索，不发出声音在台阶上行走，以及猫一般地无声穿房越顶等技术。

　　听课到中午结束。午饭后到下午五点半以前，一般为学习情报谋略与手段的实习课。其中有秘密照相机、特种炸药、窃听器、邮件的开启等课程，后者是指仅凭薄薄的刀片，就能把信封的纸与浆糊分开。或是从九段的宿舍，步行到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飞行学校，学习无线电操作与爆破知识，并练习驾驶汽车、飞机。

　　五点半以后，则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玩。培养所没有定时关大门的限制，只要次日上午十点以前能回来上课，学员即便在外面留宿也没有人过问。

　　淞沪大捷，南京攻陷，徐州之战……当时日本大举侵华，列岛各地，市镇的街道上到处回荡着“勇敢参战夺取胜利”的口号，每天欢送出征士兵的队伍与旗帜络绎不绝，空气里滚烫得几乎能烤熟鸡蛋。置身于如此自由自在的学习环境，仿佛这不是在日本，而是在蓬莱仙境。

　　更有“大逆不道”的——当时的日本把天皇当做神，尤其在军队里，一说到或听到天皇的名字，立即得两腿并拢，笔直不动。如没有反应，或做出的不是“立正”而是“稍息”，轻则挨耳光，重则关禁闭。但在这里，谁要这样做，谁就会遭到一阵“混蛋”的训斥！

　　福本龟治中佐日后这样回忆培养所的自由风气：

　　聚集到这里的，都是从全国精选出来的情报干才。而且，他们一旦结束了训练到外国去，就将在那里潜伏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他们将以商人或公司职员为掩护身份，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那时没有任何人去监督他们，全靠自己一个人进行活动。如果靠外界压力，强制进行突击性训练，固然暂时可以起到临阵磨枪的作用，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不能忍受长期孤独和难以形容的艰辛，得让他们任意地自由行动。只有沉溺于绝对自由之中而不迷失方向的人，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务使他们树立起明石君“抛弃名誉、地位、金钱等，为了祖国和人民；将自己当做一块被抛弃的石子”这样的思想，我们另一方面得尽量给学员们以自由……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与训练，回到宿舍，学员们常常面对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交谈着对未来的“憧憬”：

　　“你也许到欧洲吧？我肯定是去中国。”

　　学员们大抵是根据自己是学何种语言来“憧憬”的。对于每一期学员，都被要求在英、俄、中、马来语言中至少掌握两门。

　　“不，我去加拿大。”

　　如果两个人学的都是英语，另一个人就可能说：“你真去的话，那我也去。在狭窄的岛国已经住腻了，真想去那块广袤的北美草原上放鹰跑马……”

　　二十个人同居一室，此前已经断绝与社会、亲人间的一切来往，此后将要伪造身份、姓名，只身潜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展工作，或许将在身边没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随着学习、训练的深入，一种共同的使命感与命运感，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宿舍像是一艘小船，他们在无形的风浪中同舟共济；又像一个暂聚的大家庭，彼此多少话埋在目光里。他们分散开去，个个都不像军人；但若集中一起，彼此交流的神态与肢体语言，又透露出这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决非是一般人。

　　每期学员都会安排几天坐禅，以练定力，第一期安排在三浦半岛的比野山寺。结束后，去一条湍急的河流里逆泳而上，并集体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一个夜晚。虽然人人早已蓄发，穿着西装，完全是一副公司职员的装扮，彼此言谈中也没有任何漏洞，但是旅馆的女佣人还是不禁问：“你们都是军人吧？”

　　如此已楔入气质层面的坚毅与团结，被第二期、第三期学员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中野学校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在战争中，有些日本驻外机构的头头们，抱怨“中野学校的同僚们抱团儿的思想太严重，很不好办……”在战后的三十余年间，即使幸存下来的学员们，已经各自有着不同的职业与生活，这种团结与联系仍然延续着。

　　高度秘密的学校

　　1938年秋，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迁移到东京中野围町二番地电信队的旧址，尚未毕业的第一期学员随同迁往中野。搬迁的理由是向爱国妇女会借用的校舍到了期限，而且从第二期开始，学员将增加三四倍，得有地方迅速扩建新校区。这时，离第一期学员毕业只有三个月时间，教官和学员都专心致力于最后一阶段的学习和训练，但仍挤出大量时间，亲手盖起了能供第二期学员使用的宿舍和校舍。

　　1939年春天竣工后，原“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的名称，改为“陆军中野学校”，并成为陆军大臣直辖的学校。但“陆军中野学校”这个名字，不但对外界，就是在陆军内部也是保密的。校门口只挂一个不显眼的“陆军通信研究所”的小牌子。在内部，则称它为“军事调查部”或“东部第三十三部队”。

　　学员、职员一律佩戴景泰蓝色徽章，其背面有编号，出门时将它交给门卫，回来时按编号取回。在校内若有不佩戴徽章者，按潜入者论处。

　　从第二期学生开始，中野学校的考生多了起来，在东京、大阪、仙台的旅行社和千叶的步兵学校等处，分别举行入学考试。从第三期学生开始，更广泛地在札幌、盛冈、东京、大阪、久留米、熊本等地所有的军官学校预科所在地进行入学考试。可以说，这时陆军最高素质的人才，几乎都被网罗到了中野学校。

　　第二期学员有72名，分为英语、汉语、俄语三个班。第三期学员近120人，分班的语种则是俄、汉、马来语，由此，可以看出到了1940年，日本陆军战略的着力点已逐步向东南亚转移。

　　因为是一所秘密学校，学校没有正式的校歌。从第三期起，学员中悄悄流行着由该期学员村山六郎少尉作词，福田稔少尉作曲的一首歌子——

　　赤魔的铁幕算得了什么，我们有无敌的皇师。铁蹄踏上了乌拉尔山之巅，要到伏尔加河畔饮战马，北进的健儿意气高昂。堪笑邻邦夸中华，治乱兴衰五千载。四亿生灵遭涂炭，今我圣战脱其难，铁腕之力可回天。南海月明风萧萧，头顶青天星灿灿。君不见白人枷锁下，呻吟有万民，抬头向东盼光明。去向未定众兄弟，向北向东亦向西。一团热火燃在胸，东亚共存与共荣，为之携手去远征。

　　毕业生去向神秘

　　中野学校的毕业生离校前，都会面容坚毅地接过一份校方的“礼物”——这是一种德国产的慢效毒药，将它放在咖啡或茶水里服用，一周左右会致人死亡。此后，必须随身带着这“礼物”的毕业生们去向是保密的，只有在战后，一些人的命运才在坊间流传：

　　有些人去了中国、欧洲，如会作曲的福田稔，在满洲被苏军俘虏，拘押期间死去；有些人潜入美军占领的东南亚各岛。少数人留在本土执行特殊使命，与“桢”一道打入吉田茂府邸、扮着“寄食学生”——即边求学、边给主人家当仆人，暗中负有监视使命的东辉次，就是中野学校的第四期学员。还有所谓“生死不明者”，战败后耻于归国，留在了当地。其中一人，在上世纪70年代给日本社会以极大震动——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款郎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从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地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更得高度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下山投降。1952年,剩下三人的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开始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以为这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喊话：“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两人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战争还在进行，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再次登陆岛屿，太阳旗将会高高飘扬。不久，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岛上，向他喊话时，他仍躲在密林里不出来。小野田断定一个日本人决不会去叫自己的亲人投降，这声音一定是美军模仿出来的，对方打的是心理战。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归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后者苦口婆心，介绍当今天下大势变矣，祖国早已在失败的废墟上骄傲地站起来，小野田仍无动于衷，坚持要铃木转告有关方面，如果没有他的顶头上司亲自撤消30年前向他发出的命令，作为皇军的一名军官，他将继续作战。

　　幸好谷口义美还活着，3月9日，鸡皮鹤发的老人被千辛万苦地搬来岛上。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毛发飞耸，一具野人般来到指定的地点，却持枪立正，向长官致以最标准的军礼。已干瘦得像冬日里一棵树的前少佐宣读了解除作战任务的命令，对于小野田的一场长达3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随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予他归国。

　　小野田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他像个乡下孩子似的莫名惊诧，尤其无法理解日本宪法怎么会对自卫队的军事规模与行动有着那么多的限制。但年迈的他，常被邀去参加右翼退伍军人的各种活动，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小野田款郎也是中野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

　　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的去向，战后从无官方公布。其原因，大抵与以明石元二郎为代表的情报日本的“不炫耀功绩”的传统有关。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幸存者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时中野学校集中了来自日本陆军系统内各部队、单位的优秀人才，战后，凭着这些人的高素质，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上了公司经理、董事、团体的干部、一流公司的课长，还有大学教授、报社社长，乃至成为国会议员。平均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地位，如今完全没有必要显摆中野学校的那段历史。对于一些已持有反思目光的人而言，他们更希望尽可能不去翻检青年时代那段很是复杂、苦涩的记忆……(胡平)